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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少年和青年時期是在家境貧困、社會動亂和日本侵略中國的環(huán)境中成長的。1937年我在上海剛讀完初中，就爆發(fā)抗日戰(zhàn)爭。由于不滿日本侵略軍的統(tǒng)治，我被迫只身離開上海，到浙江麗水碧湖省立聯(lián)合高中讀書。1941年高中畢業(yè)的那年，日軍又在浙江溫州登陸，占領青田，進逼麗水。我和一部分畢業(yè)班同學離校，途經江西、湖南，一路跋山涉水，換乘了各種交通工具。8月份，中央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和西南聯(lián)大四校統(tǒng)一招生考試，我在湖南衡陽報名參加統(tǒng)考。考試期間，日軍飛機經常轟炸衡陽。我們白天在防空洞里復習功課，晚上到考場應試。

立志

11月份，我在桂林打工期間收到中央大學地質系的錄取通知后，就由廣西經貴州到四川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報到。那年，中大校舍遭日軍飛機轟炸受損，新學年不得不后延到12月才開學。在校期間，我選擇了經濟地質專業(yè)，對石油地質、煤田地質和金屬礦產地質加大了學習力度。當時日本侵略軍占領我國東部和中部半壁江山。我國西北和西南抗日后方地區(qū)汽油、柴油等燃料奇缺。學校通往重慶市區(qū)的校車，有些用木炭爐產生煤氣行駛，有些用桐油、植物油煉制的柴油作燃料，困難至極。1939年在甘肅玉門發(fā)現了老君廟油田，給抗戰(zhàn)軍民帶來了信心，依靠我國自己的科技和經濟力量建立石油工業(yè)。

　　經過中央大學地質系4年的努力學習和3個暑假野外地質實習，我于1944年經老師介紹加入中國地質學會（學生會員），結識在重慶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地質調查所工作的一些地質界前輩學者。1945年7月，我大學畢業(yè)，獲理學學士學位，時年23歲，很想到當時比較貧窮落后的西北地區(qū)工作。正值資源委員會甘肅油礦局玉門油礦來校招聘地質技術人員，我和其他幾位同學報了名，經面試錄取。我到甘肅油礦局重慶辦事處報到，領取重慶至玉門的路費，并預支一個月的工資，我還清了4年學習期間的戰(zhàn)區(qū)學生貸金。當時抗日戰(zhàn)爭尚在進行中，我告別了老師和同學，于1945年7月7日從重慶歌樂山資源委員會運輸處搭乘運送油礦器材的卡車北上。到歌樂山來送別我的是我的大學女友朱琪昌，她是上海滬江大學化學系轉到中央大學外文系讀書的學生，比我低一年級。她鼓勵我去西北建設石油工業(yè)，并答應在她畢業(yè)離校后，也到西北來和我結婚，將家安頓在玉門。

　　從重慶到玉門，公路里程共2500多公里，由于卡車車況不好，沿途走走停停，經常拋錨，花了兩個多月時間，于9月10日才到達玉門油礦。礦區(qū)南側是雪峰連綿的祁連山，山麓則是一望無際的戈壁礫石灘。從上海灘到戈壁灘就是我從事石油地質工作的起點。

　敬業(yè)

　　1945年10月5日，我國第一個重磁力測量隊在酒泉縣成立，隊長是翁文波先生。我被分配到該隊工作，在河西走廊從事地球物理勘探工作。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這個隊又調到臺灣，從事臺灣西部平原區(qū)的重磁力勘探工作。1948年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在上海成立時，我也是該會創(chuàng)始會員之一。

解放后，1959年至1963年，我參加了松遼盆地和大慶油田的勘探開發(fā)工作。在大慶油田的預探階段，1960年元月，我根據由地質部物探大隊完成的大慶長垣背斜帶1比10萬地震構造圖，同時根據沉積相的研究，認為大慶長垣北部薩爾圖、杏樹崗、喇嘛甸諸構造面積大，近物源，儲油層厚度可能增大，積極建議向大慶長垣北部甩開勘探。經領導同意后，我和地質司調度處處長鄧禮讓一起到野外，測定了薩1井、杏1井和喇1井等3口預探井位。這3口井鉆完后，測試獲得日產原油100至200噸的高產，并研究證實薩爾圖、杏樹崗、喇嘛甸等3個構造的油水接觸面均在海拔負1050米（井深1200米），含油面積連為一體，達920平方千米，證實了特大型的大慶油田。

1960年9月，我在吉林長春市舉行的地質部和石油工業(yè)部工作聯(lián)席會議上，作了“大慶長垣石油地質特征”的工作報告，獲得了兩部領導和與會專家的高度評價。勘探實踐證實松遼盆地下白堊統(tǒng)陸相沉積不僅可以形成石油，而且陸相的生儲蓋組合也可聚集形成特大型油田的石油地質新理論。1982年，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授予發(fā)現大慶油田的地球科學工作“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我和地質部、石油工業(yè)部和中國科學院等單位23位同行專家分享了這份榮譽。1985年，“大慶油田高產穩(wěn)產的注水開發(fā)技術”成果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我是主要完成者之一。

　　1964年3月，我在山東東營參加勝利油田勘探開發(fā)石油會戰(zhàn)，擔任勝利油田地質指揮所副指揮兼地層對比室主任。我和同事們根據微體古生物化石和測井曲線，確立地層對比標志，又根據巖芯分析資料確定了濟陽坳陷各井第三系的分層數據。同時，通過井與井的對比，標定了油田內復雜的正斷裂系統(tǒng)。1964年底，探井坨9井和坨11井從漸新統(tǒng)沙二段地層內測試獲千噸高產油流，發(fā)現了勝坨大油田。

　　1975年遼河石油勘探局在下遼河坳陷發(fā)現西斜坡大油田，從北邊高升，經過杜家臺、曙光、歡喜嶺，一直到南邊西八千，沙四段油層分布范圍達數百平方千米。石油工業(yè)部派我去遼河油田曙光油田會戰(zhàn)前線，與大慶油田參加會戰(zhàn)的石油隊伍一道，住在帳篷里，在曙光地區(qū)大約200平方千米范圍內進行詳探和開發(fā)。1983年至1985年，我又三次去河南中原油田參加科技攻關會戰(zhàn)，采取了連片三維地震技術，搞準了文留構造帶極為復雜的斷裂系統(tǒng)，探明了黃河以北近500平方千米含油面積和儲量。

這十多年內，我傾注了大量心血研究這個地質規(guī)律異常復雜的第三紀裂谷盆地，我的足跡遍歷渤海灣盆地陸上和海上的主要油田。自1978年以來，我發(fā)表了多篇有關渤海灣盆地的地質論文：早期的一篇《渤海灣含油氣盆地的地質和構造特征》發(fā)表在中國《石油學報》第一卷第一期，于1980年刊出；1985年6月，我隨康世恩國務委員出訪日本，在東京日本石油公團舉辦的石油地質研討會上，我宣讀了《渤海灣盆地復式油氣聚集（區(qū)）帶的開發(fā)前景》學術論文。

渤海灣盆地處于華北政治經濟中心地帶，面積20萬平方千米，2/3面積為陸地，1/3面積為海洋。若干大型隆起將其分割為六個大坳陷，即濟陽、遼河、黃驊、冀中、臨清和渤中，又被小凸起和斷層分隔為50多個下第三系凹陷。每個具有生油條件的凹陷，都是一個油氣富集區(qū)。這個盆地內數以百計的構造帶，都被正斷層切割為許多斷塊，形成了多種油氣田模式，這些構造帶分布在渤海灣盆地各箕狀凹陷或地塹凹陷內的特定位置。這一新理論運用到渤海灣油區(qū)的勘探開發(fā)工作中去，獲得了良好的鉆探成功率和巨大的經濟效益。“渤海灣盆地復式油氣聚集（區(qū)）帶的理論和實踐——以濟陽等坳陷復雜斷塊油田的勘探開發(fā)為例”成果于1985年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我是主要完成者之一。

　　自1980年對外開放，我也開始走出國門，先后赴英國、挪威、荷蘭、美國、日本、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法國、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等國參加學術會議23次，宣讀論文17篇。1994年8月，美國石油地質家協(xié)會（AAPG）授予我1994年石油地質學“杰出成就獎”，1000多位來自亞洲、歐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石油地球科學家參加這次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市召開的AAPG國際會議的開幕頒獎儀式。頒獎詞為“獎給李德生，為他對石油地質科學所作的杰出成就及他半個世紀來對中國石油勘探、開發(fā)和地質研究方面作出的貢獻”，并授予我AAPG終身會員資格。我認為這一獎勵不僅是給我個人的，也是給中國石油地質界的。

　勤奮

　　世界上有一些天才，但是我認為自己不是天才。我的工作態(tài)度和治學精神是勤奮。我要求自己隨時處理好兩個關系：一是實踐與理論的關系，二是學習與創(chuàng)新的關系。我所遵循的原則是：“理論來源于實踐，理論又是為實踐服務的。”

1978年，石油工業(yè)部在北京重建石油勘探開發(fā)科學研究院，我被從任丘油田調回到該院任總地質師。我在這個科研單位工作的二十多年內，足跡遍布全國各個主要油氣區(qū)，北到大慶、海拉爾，南至湛江、海南島，西到喀什、烏魯木齊，西南到昆明、拉薩，東至上海、臺灣；參加了許多次現場考察和石油地質方面專題研討會，完成了多項專題研究報告。我國油氣勘探開發(fā)不斷提出石油地質新問題，通過認識和解決這些問題，不斷豐富了我國石油地質學理論。我在這方面的心得體會是：先要有深入的實踐，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才能“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上升為符合規(guī)律的理論。先要努力學習前人的成果和經驗，加以總結，上升和突破，才能有自己的創(chuàng)新。石油和天然氣是一種化石燃料礦產，它是有機質在漫長的地質歷史時期內堆積、埋藏、演化后形成的。石油和天然氣都是流動的物質，現在我們所發(fā)現的油氣田，并不一定就是這些礦床生成的原始層位和位置。石油和天然氣都深埋在地下，勘探工作所獲得的各種地質和地球物理信息，都要通過石油地質學家的綜合分析和推理研究來認識。所以，對石油地質學家來說，發(fā)現新油氣田就是創(chuàng)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