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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以高昂的熱情迎接新的時代。1950年春，他主持的真空蒸餾廠收尾工程相繼建成投產，接著又參與了將蒸餾裂煉廠改建成雙爐裂煉達布斯裂化裝置的工作。

石油工業“五朵金花”的功臣
建國初為加速我國科技與工業的發展，國家號召向蘇聯學習。學習必須通過文字關，高士的工作高度緊張，白天晚上都抽不出時間學俄文，于是他便清晨四點鐘起床學習。經過一年多的刻苦學習終于可以閱讀俄文技術書刊。這不僅使他擁有了英、德、日、俄四國語言的能力，而且幫助他掌握了更多世界石油發展的技術信息，大大提高了他的技術水平。

1953年，國家為了加快我國石油工業的現代化步伐，燃料部石油管理總局組建了國家設計機構“石油設計局”，從全國石油單位調集設計技術人員，高士作為頂級的煉油設計專家奉調入京。石油工業部成立后，分設了北京設計院與撫順設計院，熊尚元任北京設計院院長兼總工程師，高士出任副總工程師。

高士在北京設計院12年的任期中，適逢我國石油工業大發展時期，使他的才華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作為工程項目負責人，先后主持了新建的蘭州煉油廠、大慶煉油廠、南京煉油廠、茂名煉油廠等大型現代化煉油廠和擴建的石油一廠、石油二廠、石油五廠、石油七廠、上海煉油廠等老煉油廠的全面設計工作，被石油部長余秋里稱為我國“石油工業最有經驗的設計專家”。1956年5月被石油工業部授予先進生產者稱號，出席石油工業部首屆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時任石油部部長的李聚奎親自為他頒發了獎章。也就是在這年10月，高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60年蘇聯單方面撕毀援建合同，使我國正在發展的石油工業發生了嚴重的困難。面對突如其來的困難，石油工業部1962年1月在北京香山召開煉油技術革新座談會，北京設計院熊尚元、高士參加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決定，為了追趕世界先進石油煉制水平，組織力量在流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遲焦化、尿素脫蠟和有關的催化劑、添加劑等五個方面的新技術攻關，這就是我國當代石油煉化史上有名的“五朵金花”。會后高士被安排主攻催化劑鉑重整。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高士受石油工業部派遣四次赴歐，先后到英、法、瑞士、意大利、比利時、荷蘭等國，考察尋購鉑重整成套裝置和催化裂化裝置的氣體壓縮機、滑閥等設備材料。經過艱苦的尋求和談判采購成功，不僅解決了國內煉油工業的燃眉之急，并為建國后我國煉油工業從單一的蘇聯技術轉向全面的世界技術做出了貢獻。

1964年,我國石油工業進入又一個快速發展時期，根據“五朵金花”戰略，高士調到撫順石油部煉廠建設工程公司任副經理兼總工程師。這是我國建設的第一支專業煉油施工隊伍，承擔著國家新建擴建煉廠工程。在建設工程公司任職四年期間，高士連續參加了石油二廠第一套我國自行設計的流化催化裂化裝置和第一套引進的鉑重整裝置，以及勝利煉油廠國內首創的年加工二百五十萬噸常減壓蒸餾、催化裂化、焦化聯合裝置的工程建設，主持確定施工技術方案，深入生產第一線解決施工中的技術問題，使工程都高速優質地完成建設任務，如期順利投產。

高士參與負責引進的鉑重整裝置，由石油部領導點將，任命他主持施工建設。他尊重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但從不迷信外國專家，在建設中與制造國的意大利專家幾次技術交鋒，凸顯了他的技術能力和維護民族尊嚴的精神。

工程起始階段，意大利專家對我國技術能力是看不起的。根據我國制定的施工規程，對機、泵都要解體檢查，經正確調試后方能投入運行，但意大利專家以制造廠已經調試好為由拒絕解體檢查。高士堅持要解體檢查，并向意方承諾解體后的質量問題由中方負責。結果不僅我方檢查調試的機、泵都運轉得很好，而且在檢查一臺壓縮機時，在曲軸箱里找出了一個裝潤滑油的小鐵罐兒，消除了一大隱患，使意大利專家目瞪口呆，啞口無言。

為避免塔體安裝高空作業，高士決定采用我國煉油工程隊伍創造的分餾塔所有配件在地面臥裝后再整體起吊的技術。意大利專家根本不相信中國人塔盤臥裝后整體吊裝能夠保證塔盤的質量，因而反對這種先進的施工方法，可當他們看到龐大的塔體穩穩地就位在塔底座的螺絲上，呈現出“塔起燈亮管線通”的完美施工效果時，禁不住佩服不已，尤其在對固定后的塔盤進行水平度檢查時，見層層都比設計的好得多，更是贊不絕口。

加熱爐在施工前制造商只提供了總成圖，沒有詳細的施工圖。意大利專家提出要中方加聘廠家專家來華，但要另付寶貴的外匯，被中方否定。高士對中國的設計能力胸有成竹，由我們的設計人員根據總成圖很快繪制出詳細的施工圖。在繪制施工圖時，具體設計人員發現加熱爐所需一種絕熱材料制造商供應的材料數量比實際需要少得多，需要意方按照合同補足，但工期根本不允許跨洋補購，那將使意方因為誤期賠付大量金錢。就在意大利專家愁緒冥冥之際，我方主動提出在國內自己解決補足問題，而且在石油部領導歡送這些意大利專家時，作為“禮物”贈給他們，沒有要意方一分錢，使得意大利專家最終以感激涕零、心悅誠服的態度離開中國。他們絕然想不到這種絕熱材料只是高士與技術人員以撫順露天煤礦為揭露煤層所開挖出來的輝綠頁巖焙燒出來的，而焙燒爐就在鉑重整裝置附近，相距不過幾百米。

1966年4月1日，我國首創的年加工二百五十萬噸常減壓蒸餾、催化裂化、焦化聯合裝置在勝利油田開建，這在當年亦是我國最大規模的煉油廠。時任石油部副部長的康世恩點將高士主持工程施工。高士任副總指揮兼總工程師，率施工隊伍到山東淄博參加勝利煉廠建設會戰，與工人一起住進了工地附近的農村，同吃同住，一直工作到煉廠建成。由于工程進展時間緊迫，施工晝夜不停。適逢隆冬，寒風砭骨，五十多歲的高士爬上幾十米高帶冰的直梯到煉油塔上去看望正在緊張施工的工人，令工人們感動不已。

石油部要求這套聯合裝置一年建成投產，并且為了備戰要求油罐要建在地下，同時投資要省，質量要好。作為負責解決工程中的設計、施工、生產全面性重大問題的總工程師，高士明白這些要求的嚴酷，但他沒有提出絲毫的異議，運用他的技術與智慧解決了施工中所有的疑難問題。1967年冬，聯合裝置建成投產，其速度創造了世界煉油廠建設的奇跡。在慶祝建廠會戰勝利的時刻，高士因日夜奮戰在工地，已經一年多沒有見到撫順的妻子兒女，甚至春節都是與工人們一起在工地上度過的。他對我國石化工業“五朵金花”新技術的貢獻可留青史。

艱難時期更見忠誠
暴風雨總是突然而降。就在勝利煉油廠建成，試運轉成功，全廠職工沉浸在歡慶之中時，十年動亂的風暴驟然刮進工地，作為施工會戰總工程師的高士竟被造反派無中生有地以“走資派、反動技術權威、潛伏特務”之名批斗、關押起來，在“牛棚”中一關就是20個月。在無休止的殘酷批斗中，他的腰被踢殘，一只耳朵被打聾。可所有這些沒有動搖他對國家對石油事業執著的愛。一次批斗他時，造反派給他頭上戴了一個用法蘭做的鐵帽子。沉重的鐵帽子壓得高士抬不起頭直不起腰，汗流浹背。心靈與肉體的痛苦令他心力交瘁，可在批斗完后，看到批斗他的造反派將他頭上的鐵帽子隨意丟到一邊，被一個農民撿起就走時，竟驟然發力追上前去，從農民手中一把奪過鐵帽子抱入懷中，隨后步履蹣跚地朝倉庫方向走去，邊走邊說：“這個鐵帽子里的法蘭是合金鋼法蘭，很珍貴的，建裝置、鋪管線少不了這種法蘭，可不能隨便丟棄。”或是造反派人性未泯，從此后批斗高士再未給他戴法蘭做的帽子。

高士技術高超人品純正，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望，雖然落難，但廣大工人心中有數。一天晚上，造反派要開批斗會斗高士，揚言會上往死里打他。一個老工人得到消息后立即找到駐廠的解放軍宣傳隊報告了此事。就在高士被帶到批斗會現場的緊張時刻，軍宣隊派出的幾位解放軍同志也到了，對造反派的頭頭說：“高士的問題有我們部隊負責，你們不要管了。”隨后將高士帶走保護起來。對這位及時報信解救他的老工人，知恩圖報的高士在文革結束后想方設法找到他，以自己的綿薄之力幫助他解決了家中的困難。

此時，高士的妻子沈佩和帶著孩子與老母在撫順公司基地因受他的牽連也在困境中煎熬。他在北京讀書的兒子宜秦曾到淄博辛店煉廠建設工地探望他，雖是在造反派的嚴密監視下只匆匆一見，也給了他極大地安慰。沈佩和從宜秦信中得知高士還活著，也有了希望。

在高士被關押的近兩年時間里，造反派一直希望能夠在他身上搞出點兒問題，但內查外調始終沒有查出任何問題，只好在1969年秋將他押送到洛陽市宜陽縣紅旗煉油廠的建設工地，在他所屬公司的紅旗總隊混凝土隊監督勞動。

令人驚佩的是，高士認為在“牛棚”里空待了20個月，沒有給國家做任何貢獻，來到混凝土隊終于有了為國家工作的機會。他不滿足于工人師傅給他分配的輕活，決心要成為名符其實的混凝土工。在混凝土隊干了三年，年近六旬的他竟能夠像年輕人一樣推著獨輪車在工地上飛奔，上下跳板面不改色。可就筆者言，寫到這里心中是在落淚的，高士是中國頂級的煉化專家，他的崗位豈是在推混凝土的工地上？

1971年底國內形勢漸趨好轉，高士被落實政策恢復了黨籍，并且補發了三年多的工資九千余元。在被審查期間，由于高士的工資扣罰，每月只發給十元生活費，致使遠在撫順的沈佩和很少的工資要供養三代六口人，只能借債維持，此時已經負債累累，但高士多年被迫脫黨一直生活在痛苦中，一經回歸甚為感動，將補發工資全部作為黨費上交給了組織。

高士真正認識到國家進步的時間被耽擱，是在1973年初結束混凝土隊勞動調到洛陽設計院做《煉油設計》編輯的時候。雖然因為對他的政治結論還留有尾巴，沒有完全落實政策，但終究在中斷六年的工作后有機會接觸煉油了。他到編輯部閱讀中外書刊后方了解到，這幾年國外的煉油技術突飛猛進，而我們基本上停滯不前，沒有新技術跟進。懷有深深家國情懷的高士為國家白白丟掉的時間痛心疾首，于是他又不顧家中生活的困難，全神貫注于雜志的編輯工作中去，尤其對外國煉油技術的翻譯更是廢寢忘食。

此前，沈佩和已帶著最小的女兒宜元隨單位遷到湖北荊門，其余的孩子下鄉插隊，老母親被迫送到北京親戚家，一家人分在五個地方。高士到洛陽后，沈佩和方到洛陽相聚。他們住在洛陽遠郊宜陽縣一個叫竹園溝的山溝農民的一孔窯洞里，雖是陋室，孩子們過年時終于可以團聚在一起。1974年，高士與妻子和兩個插隊回到身邊工作的女兒宜煌、宜元搬到洛陽近郊關林的李屯村。生活仍然艱苦，卻是文革中一家最美好的時光。

1975年，高士被任命為洛陽設計院技術室主任，雖然沒有恢復原職位，但總算干起了本行的工作。冬天即將過去，春天不遠了。